近年澳门社会出现离婚率上升及出生率低等情况，您认为如何结合各项数据，开展更多具有针对性的家庭工作？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吕绮颖副理事长：从澳门妇女数据数据库显示，近年本澳离婚率较高的婚姻年期集中在5-9年，其次是婚龄10-14年，婚龄少于5年的夫妻也占有一定比例。由前线的家庭服务所知，这些夫妻不少面临经济压力、育儿矛盾等、生活习惯、价值观磨合、原生家庭的成长经历等方面导致引发婚姻危机，并在子女日渐长大下，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或是个人对生活追求改变等原因选择离婚，同时不少的离婚个案涉及未成年子女。
建议从预防的层面开展系统性的婚前教育服务，通过与相关政府部门合作，如民事登记局或提供婚前检查的医疗单位，推动准结婚人士参与婚前准备咨询服务，让准夫妻通过角色扮演提前感受婚后可能面临的生活磨合、经济规划等问题，引导双方在婚前充分沟通价值观、生育计划、消费观念等关键话题，减少婚后因认知差异引发的矛盾。同时，建立婚前咨询热线与在线测评工具，帮助准夫妻评估婚姻的准备，针对解答婚前疑虑，从源头降低婚姻的风险。
在提高生育意愿上，根据澳门家庭结构和需求，可加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建立托育从业人员专业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确保托育服务符合安全和教育标准，让家长放心生育。妇联总会亦持续从多方面作出努力，经济层面：积极推动政府增加生育津贴，如2025年澳门政府在维持现有生育支持措施外，进一步增加“育儿津贴”并调升出生津贴，妇联也持续关注并推动相关福利政策的完善，减轻生育家庭经济压力。在政策推动上：自2003年起积极争取延长产假，分别于2009年和2019年成功争取调升妇女有薪产假，从56天增加至70天，还增设5日男士有薪侍产假，推动家庭友善政策，目前也在推动政府研究产假报酬补贴常态化等措施。此外，妇联倡议政府落实《医学辅助生殖补助计划》，为鼓励生育政策及保障不孕不育夫妇生育权利提供有力支撑，助澳门建生育友好型城市。
澳门家庭教育协会副会长杨颖虹博士：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于 2025年3月发布的《2024 年全年人口统计》资料，澳门的生育率显著偏低，而离婚率略低于世界水平，但仍呈现上升的趋势，凸显本地在家庭结构与社会价值观上所面临的挑战，亟须探索有效政策以提升生育意愿并稳定家庭。
多国研究显示，婚姻稳定度下降与生育迟延、减少往往同向变化，但目前尚无一致证据能证明两者的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需要更审慎的实证分析。无论如何，生育率走低和离婚率偏高都会拉动人口结构快速老化，令儿童占比下滑、老年占比攀升，进一步加深少子化的恶性循环。
这些数据显示，澳门在面对人口老化和生育意愿减弱时，正处于多重压力交织的困境。坊间普遍认为解方应从经济支持、职场政策、教育宣传、托育服务与婚姻辅导等多面向切入。
我认为要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应从根源着手，探讨人口密度、空间挤压和资源分配不均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行为和集体心理。过去，人们喜欢生育，特别是男孩，主要是因为人口红利大，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人多好办事。然而，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养育子女的成本已远超其效益，特别对女性而言，这限制了职业发展，造成负担，降低了生活质量，因此人们不愿意投入资源于生育。
要对症下药，需缓解社会阶层的分化，降低女性在婚育过程中所需承担的成本，特别是加强父亲在育儿方面的支援，并增加家庭的人口红利，这或许是解决少子化问题的方向。
我从不同国家的数据中发现，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呈下降趋势，但发展状态却各有不同。在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如韩国和日本，社会竞争激烈，尤其是女性承担的育儿责任较重。虽投入巨额育儿补贴，但在住房负担、职场性别平等与加班文化上改变仍有限；日本最近透过全民加征社保费来扩充育儿基金（部分媒体称为单身税），短期内效果仍待观察。
相较之下，生育率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如：瑞典、挪威等，这些国家拥有慷慨且全面的家庭政策、完善的父母产假及早期托育体系，并在推动性别平等和共同抚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他们鼓励双方父母休假并推广灵活工作安排，如：12-18 个月带薪育婴假、父亲配额、弹性工时有助于实现家庭与育儿责任的合理分担。研究显示，在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生育率更具韧性，因为双职工家庭更能兼顾事业与家庭。至于离婚率高这个问题，我相信与生育率低是有关联的，婚姻不稳定会导致生育率下降，但婚姻的问题本质上是婚恋观的问题，需要从价值倡导方面下手，例如：可以在基础教育中适当融入关于爱的教育，不把爱情话题视为禁忌，增加对两性亲密关系的认识。此外，也可以加强婚前和婚姻辅导，如提供婚前预备课程，帮助准夫妇了解婚姻的挑战和责任，学习沟通和解决冲突的技巧等。
澳门城市大学大健康学院张东航助理教授：当前数据往往停留在描述现象，而未能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导致干预措施“治标不治本”。我们知道离婚率在上升，出生率在下降，但问题在于，现有的家庭工作多半将其归因于“家庭生活技能低”、“沟通技巧不足”、“父母教养效能低”、“心理压力大”等个人层面，进而推出家事管理、婚姻辅导、亲职教育等服务。这固然有其重要价值，但却忽略了数据背后的结构问题。
正如社会学家Mills所指出的，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比如，应进一步挖深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离婚数据，离婚个案是否在特定行业（如需轮班的博彩业）中比例更高？申请离婚的理由中，经济压力占比多少？这些数据可能揭示，婚姻破裂可能不是因“不爱了”，而是因被轮班制、长工时“压垮了”。因此，建议应由社工局牵头，联合统计、劳工、房屋、金融管理等部门，建立一个动态的“家庭健康”分析模型，将离婚率、出生率与一些指标（如楼价指数、平均工时、托儿服务覆盖率、照顾压力占比、身心健康水平、婚姻质量等）进行纵向数据分析，以识别“家庭的普遍需求”。如果数据显示大量年轻家庭因购房首期房款不足而推迟生育，那么政策的着力点应在青年住房及金融支持，而非空泛的生育宣传。
美国经济学家Gary Becker指出，生育决策是一个理性的经济选择过程。当养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教育投入）和机会成本（特别是女性的职业发展损失）过高时，低生育率是必然的。对此，仅仅宣传家庭价值不一定有实际成效。政府可以推行小规模、针对性的政策试验，比如为博彩业的双薪家庭提供家庭友善雇用措施和生育养育津贴，并追踪评估其对家庭稳定性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澳门街区青年协会徐幸洁副理事长：澳门社会近年来面临着家庭结构深刻变革的挑战，离婚率上升与出生率不断下降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这种双重趋势不仅影响着澳门家庭的基本形态，也将对未来的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体系等产生深远影响。面对这一局面，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基于全面数据分析，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
众所周知，这种深刻转变往往涉及诸多方面因素，包括整体教育程度的提升、初婚年龄持续上升、晚婚晚育普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政府可以此为切入点，从多维度剖析相关数据，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家庭支持政策：
第一，强化婚前教育与婚姻辅导服务。现时特区政府推行的“家庭生活教育计划”内容涵盖婚姻关系（包括婚前准备和婚后培育），以及家庭事务管理等，建议强化相关活动的覆盖面和深度，具体可与社团加强合作，持续深化和更新“家庭生活教育探索小组”(2020年，社会工作局与6间民间机构,包括妇联乐满家庭服务中心、澳门工联筷子家庭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澳门天主教美满家庭协进会婚姻家庭辅导中心、澳门防止虐待儿童会护儿中心、澳门循道卫理建华家庭服务中心及澳门街坊总会望厦社区中心,共同成立“家庭生活教育探索小组”)的内容，开办具针对性的婚前辅导/婚后成长课程，帮助夫妻间建立现实适当期望和有效沟通。同时，借鉴香港经验，建立社区婚姻辅导网络，在婚姻危机早期提供及时干预。
第二，完善生育支持体系。为应对低生育率挑战，澳门需要构建全面的生育支持政策，包括经济激励、家庭友善等多维度措施。经济方面，除了已经实施的育儿津贴之外，养育学龄儿童的经济压力不容忽视，因此政府需进一步研究推出相关支援措施，例如从税收减免方面着手，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另一方面，由于本澳双职家庭、轮更家庭普遍，政府应从家庭友善政策入手，扩大托儿服务，并由政府牵头，推动企业，为育儿家庭的僱员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支援，例如增加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等，减轻在职父母的照顾压力和顾虑。
第三，构建年轻家庭住房保障，根据近年各个社团关于家庭婚育相关的调研数据，均显示住房环境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未来，房屋政策应注重支持家庭发展，并以满足不同阶段家庭住房需求为依归，有关当局早前正研究经屋置换制度，建议优先考虑育儿家庭及多子女家庭的切实住屋需求，帮助他们改善住屋环境，帮助营造良好育儿社会环境和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