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西拉·罗伯茨
（Priscilla Roberts）
◇圣若瑟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历史与遗产系主任
◇历史与遗产研究硕士项目协调员
◇英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学士及博士
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功20周年，不仅标志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获得国际认可，更见证了中西文明交融的独特生命力。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审视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与挑战：世界遗产建筑的活化利用、旅游开发的平衡策略、青年教育的深化推进，以及气候变化的应对方案，所有议题都关乎这片城区的永续发展。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中，澳门需要思考两个核心命题：如何以以人为本的保护理念，既守护物质遗产的本真性，又激活其当代价值？如何以世界遗产为支点，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树立亚洲遗产保护的新典范？
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
总体而言，澳门现在对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有了更高的认知度，并以拥有大量且不断增多的迷人历史建筑与遗址而深感自豪。这种认同感不仅限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官方遗产点，更延伸至更广阔的范畴。澳门部分区域被列为世界遗产的认定，成为了一个重要契机，促使澳门政府和民众愈发意识到这座城市蕴藏着丰富而独特的历史资源与特色景观。这些珍贵遗产远不止于构成世界遗产的核心区域，更有许多对于城市历史沿革与身份认同具有重大价值的场所。
近年来重获新生的典型案例，当属新中央酒店（Hotel Central）的华丽蜕变。这项耗时数年的改造工程堪称凤凰涅槃。建筑团队将这座地标建筑从地基开始彻底重建，仅地下就打入超过100根支护桩以弥补原本缺失的结构支撑（破败的老楼在改造前竟然未曾坍塌，本身已是个小小的奇迹）。这项史诗级的改造工程运用现代技术重建酒店，既抢救性保留了可修复的原有构件，又完美传承了建筑的历史神韵。一段精彩的纪实影像详细记录了这个充满挑战的土木工程奇迹。
另外两项仍在进行中的重要修复工程，位于凼仔的益隆炮竹厂和路环的荔枝碗船厂，同样展现出对历史废墟的重生妙笔。爆竹生产与船舶制造曾位居澳门四大传统龙头产业之列，多年来维系着无数本地居民的生计，它们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市井肌理之中。益隆炮竹厂于1984年停业，此后长期荒废，最多只被用作《再见澳门》（2012）等电影中的战争游戏场景。如今部分建筑已获修复，另一些仍保持着四十年来时光侵蚀的原始风貌。厂区内还设有精心策划的展览馆，陈列历史实物并配中英文导览地图与影像资料；一家雅致的书店则提供精选中英文书籍、明信片与文创产品。虽仍处开发阶段，这里已然成为文化遗产旅游的创意典范。
澳门造船业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7世纪。20世纪50年代，随着澳门各造船厂陆续迁往路环，荔枝碗船厂区逐渐成形，兼具船舶建造与维修功能。90年代至21世纪初，伴随渔业式微及产业北移，船厂相继关闭，最终整体凋零。这片广袤的工业遗址如今具备成为大型博物馆的潜力，可系统展示造船工艺发展史及其对澳门海洋文明的重要贡献。需特别指出的是，该遗址的存续源于民间保育运动，市民们抵制了简单的拆毁开发方案，坚持留存这份城市集体记忆。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当代澳门社会愈发明晰的文化觉醒：维护与历史的血脉连结，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石。
另一项值得注意，并且令人鼓舞的进展，是南湾旧城区一栋建筑经过翻新后将成为终审法院大楼。该建筑于1951年落成时，取代了原址上的总督官邸,这座官邸在19世纪70年代末曾被改建为司法及财税办公场所。七十年后的今天，这座当年的新建筑已成为葡萄牙新国家体制时期建筑风格的珍贵遗存，亦是澳门现存极少数该时期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另一个积极的迹象是，作为澳博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当局拟对1962年开业的澳门皇宫娱乐场(赌船)进行修缮。该赌船始建时值何鸿燊博士刚刚赢得澳门博彩专营权。近20年来，这艘赌船一直停泊在内港码头处于封存状态。不过2023年澳博宣布，计划将这艘现已相当破旧的赌船拖回其最初所在的14号与16号码头之间的位置，进行内外全面翻新，并将其改建成澳门博彩博物馆。鉴于赌场在过去至少两个世纪里对澳门社会的重要影响，这一历史遗产确实值得被铭记。
世遗身份的深远影响与挑战
澳门世界遗产地位的确认，让当地民众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不可替代性，从而开始真正珍视已有的文化瑰宝，而非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作为自16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共融共生的典范，澳门在建筑形制的相互启迪、饮食文化的彼此浸润、东西思想的深度对话等多个层面，持续见证着不同文明传统的相遇与互鉴。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交融，最终孕育出令双方共同受益的独特文明生态。而澳门建筑风格的多元荟萃，正是这座“文化相遇之城”百年对话史最鲜活的物质见证。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澳门或许可以着力展现其文化遗产中超越中葡二元叙事的多元维度，来自亚洲与西方的其他文化同样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例如，澳门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与穆斯林墓园，不仅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宗教交流，更持续为当地穆斯林社群提供着精神依托。
对于澳门文化遗产最大的挑战，或许仍在于某些开发商始终将利润置于首位的商业逻辑。回顾澳门发展史，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特色但未获评级保护的建筑屡遭拆除，最终被利润更高的摩天大楼所取代，南湾沿岸的变迁尤为典型。这片曾令访澳旅客过目难忘的著名海湾景观区，如今仅剩零星建筑保留原貌，多数已成为无序城市发展的牺牲品。
文物活化的动态平衡
建筑保育的成功关键，在于为更新后的空间找到恰切的功能定位，这种定位最好能与其历史渊源形成呼应，并至少保留部分标志性特征。凼仔葡式住宅群便是典范：五幢建筑中，一幢保留为展示葡人生活史的博物馆、一幢转型为书店、两幢作为展览空间、最后一幢则改造为餐厅。
同样在塔石广场，昔日葡萄牙高官的连排官邸经活化后，已化身重要文化机构聚集地：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中央图书馆、澳门文化局、澳门茶文化馆，以及饶宗颐学艺馆，这位学术泰斗于1980年代曾执教澳门，并将其部分书画珍品捐赠给这座城市。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何东爵士大楼，这座昔日的豪门宅邸变身为特色图书馆，成为喧嚣都市中的静谧绿洲。而位于仁伯爵医院下方的旧峰景兵营，则在延续行政办公功能的同时，增设了澳门保安部队博物馆。
而前文提及的爆竹厂旧址与荔枝碗船厂片区，正是富有想象力的保育典范，这些一度衰败的古老建筑经改造重生，既重塑了历史场域的空间叙事，又为市民提供了游憩休闲的当代生活场景。
必须指出，澳门众多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建筑至今仍在延续原初功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古庙、教堂多为典范,它们不仅是旅游景点，更是道教徒、佛教徒、基督徒定期举行祭祀及其他宗教活动的场所。圣若瑟修院作为圣若瑟大学校区，持续为国际学生授予高等教育学位；毗邻的岗顶剧院百年来始终是音乐与戏剧演出的文化殿堂；而屹立议事亭前地一侧的邮政总局大楼，自20世纪初落成至今，始终承担着通信服务的核心职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创立逾150年的陆军俱乐部，在保持葡国美食传统的同时，会员群体已较1999年前更为多元包容。
此类建筑的保护难点首重日常维护。以邮政大楼、圣若瑟修院等为例，尽管设有小型展览空间，但其本质仍是非静态展馆的功能型场所，需在满足现代使用需求的同时，应对高频率使用导致的物理损耗（如地板磨损、墙体老化等）。这意味着保护工作不能止于“静态修复”，而需建立周期性维护机制和适应性技术标准，例如在修缮中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材料的结合，或在空间改造时预留设备升级的弹性。
澳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密集的旅游城市，不仅需面对日常维护的挑战，更在空间承载力方面承受巨大压力。众多历史建筑往往规模有限，每逢节假日便面临客流超载的风险。如何在保障建筑原有功能的同时，优化游客体验，成为世界遗产活化过程中的恒久课题。
教育让年轻人读懂世遗
在社交媒体时代，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常被年轻一代视为拍照打卡的背景，或是休闲消费的场所。然而，若要让澳门的文化遗产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年轻世代的精神滋养，就必须还原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语境，使其不再是静默的景观，而是富有故事的生命载体。
澳门的众多古迹不仅是建筑艺术的典范，更曾是知名人物的故居，例如：孙中山——革命家、医师，曾在澳门行医，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冼星海——中国著名作曲家，出生在澳门；叶挺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曾在澳门一栋豪宅中居住七年；郑观应——中国思想家、改革家，曾居住于郑家大屋；卢家大屋与卢廉若公园——由一对父子所拥有，二人皆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杰出的华商及慈善家。此外，何东爵士大宅背后蕴藏着一段商业传奇。这位二战期间避居澳门的欧亚混血商人，亦是同期最杰出的商界巨擘之一。这些人物既有声名显赫的精英，也有普通民众，比如昔日的造船厂工人、市井商贩等，通过人物故事切入历史，远比单纯讲述建筑风格更能激发年轻一代的共鸣。
近年来，澳门文化遗产题材涌现出一批引人入胜且通俗易懂的纪录片：例如澳门国际研究所2024年出品的《文遗游踪》，聚焦澳门多处世遗景点与文化机构；同年推出的《新中央酒店百年传奇》，则生动记录了这家百年酒店的修缮历程；还有2025年面世的《八木》，揭秘圣若瑟大学青洲校区建筑的设计巧思。结合影像作品与互动数字展览，如益隆炮竹厂旧址的数字化呈现，正成为拉近年轻人（乃至更广泛群体）与澳门历史距离的优质载体。
澳门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多元的教育场所。目前，澳门多家文化机构为青少年提供了参观游览、课程学习及特色活动等沉浸式文化体验。而教育界应积极引导中小学及高校善用这些资源，将其转化为深度学习的契机。以圣若瑟大学为例，将《澳门研究》纳入多个学位项目学位必修课，系统探讨本土历史、文化遗产及社会变迁，通过学术化视角培养学生的在地认同与研究能力。这种深层次的教学创新，不仅提升了学生对澳门独特性的认知，也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学术支撑。
构建澳门文化遗产国际化标准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名城，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关乎本土文化认同，更对世界遗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澳门民众对历史的理解仍较浅层，各类文献资料散落全球且未充分整合，专业人才与研究体系亦有待完善。因此，澳门亟需全面提升培训支持体系，构建国际化标准的基础设施，以深入挖掘本土文化遗产价值。
具体措施方面包括：专业人才进阶培养，加强高级修复技术、文物保护等领域的专业培训，系统指导档案文献与印刷资料的检索运用，为历史建筑研究提供学术支撑；学术资源国际标准化建设，对澳门本土图书馆与研究资源（含实体与电子文献）开展系统性升级，按照国际标准对澳门相关文献进行专业编目与数字化处理；全方位文化遗产阐释体系，通过跨学科协作建立从文献挖掘到建筑解读的完整认知方位，使文化遗产价值可感可知。
目前，我们对澳门历史的认识仍多流于表面。尽管世界各地（包括澳门本地）散落着大量可供深入研究澳门丰富文化遗产的文献资料，但尚未得到系统整合。数月前我在《文化杂志》发表的专文中曾指出：部分资料已完成数字化，可通过网络免费获取；另有需付费使用的重要商业数据库。更值得注意的是，涉及澳门的关键文献仍零散分布于全球各图书馆与档案馆。若能启动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对这些资料进行专业甄别、采集复本，并建立统一的综合数据库，将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展望未来，澳门应确立更高目标——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领域的全球标杆，在遗产保存、公共开放及文化阐释等方面树立国际典范，彰显其独特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