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实乃中国学术史上最大之脉系。
传统学术——儒墨道释、经史子集，儒学于其中独占两千年主流地位，自当得一个“大”字。
科学兴起，虽万千宠爱，却仅走头脑理性一路，见物不见人，崇器不崇道，而儒学则是以人为本、以道为上，相较之下，也当得一个“大”字。
再有社会科学，以得失利害之单维逻辑将人伦世道织成僵化枯死之体系，且独断“只要有个好制度，坏人也能干好事”，对善恶人道全然嗤之弃之，而儒学则上讲以礼治国、下讲以仁化民，王道人道并重，相较之下，更当得一个“大”字。
大则大之，儒学之学术归类却成一难题。
有人将之归为哲学。有道理，但不确切。
一般之所谓哲学，例如西洋形而上学，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后人批判前人、学生超越先生，“后生小子”们并不把形而上学的开启者巴门尼德奉为祖师权威，并不把他的话奉为经典教条，柏拉图、笛卡尔、康得、黑格尔，一个比一个自信，一个比一个高明，这和儒学史的尊卑贵贱结构及学术演化套路可是截然相反。儒学，有其“至圣先师”的万古教义，后生小子习之解之膜之拜之而不敢稍忤之。儒学也有“发展”，也有一茬又一茬的“新儒学”，但那是在尊师重道基础上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原则下的发展、诠释性发展、巩固性发展、添枝加叶性发展，而不是像西洋哲学般的否定性发展、批判性发展、进步性发展。
如此说来，似乎又有理由把儒学看作宗教了，因为宗教也都是有通天教主的，都是越古越正确，越古越权威，最古最正确，最古最权威的。佛教徒对佛陀的膜拜，基督徒对耶稣的膜拜，与儒学后人对孔子的膜拜，一个性质，都是循着此种尚古原则、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则。
还有更重要的，宗教与儒学都有其规范人伦、教化道德之使命。
如此说来，那就干脆把儒学归为宗教吧？
细想来，也不对。
儒学与宗教还是有大区别的，这区别主要还不在于有没有“怪力乱神”，而在于其人文功能和历史角色之不同。
先说宗教。
宗教与世俗政治固有其相互影响，但并无生死相依。例如基督教，罗马人皈依它，它大发展，打压它，它也在顽强发展。宗教有自己的发展逻辑，有自己的生命根基，这根基就是灵魂救赎的功能。
人生在世，不知生死之所根，不知善恶之所值，不知苦乐之所系，不知心灵之所依——等等此类精神困惑，古人或已有之，今人人人有之。
此种精神饥饿定然生出精神充饥之需求。
世间食物千滋百味，共同本质是口腹充饥；世间宗教五花八门，共同本质是精神充饥。
精神如何充饥？法无定法，万法归一：反观内省。
人类早就知道反观内省的精神充饥功能，宗教，便是从这个“早就知道”中滋生出来的。
从反观内省中所获得的个人灵性收获，往往会使得行者将此灵性美感与其所膜拜之宗教偶像联系起来，与其所念颂之教义理论联系起来，进而，“联系”会转化为“证据”——耶稣是真神的证据，菩萨在加持的证据，等等。结果，本质上原本相通的各门宗教，因为表层“滋味”的差异，成了感情上不兼容的了，于是便有了宗教争端和宗教排斥。
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排斥和宗教战争？因为，中国宗教各门各家从根本上就明白这个道理：教义滋味、偶像滋味并不是宗教的本质；不是滋味在充饥，而是隐藏在滋味背后的那个无味的东西在充饥。
深一层说，中国宗教精神之开明，可能与这样两个事实有关：第一，中国宗教的灵修活动并不需要偶像的参与，并不需要偶像祷告，并不需要“受上帝拣选”，并不需要“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如道教之修内丹，天台之小止观，直接的反观内省而已。第二，中国宗教对理论的依赖很小，相应地，由教义纠葛引起的冲突就很少，如禅宗，既“不立文字”，自然也就没有文字官司，“直指人心”而已。
顺便说一句，没有宗教滋味的中国宗教，较之有宗教滋味的西洋宗教，在充饥效果上的优势可大多了。
总之，宗教的生命力源于它所具有的精神充饥功能、灵魂救赎功能，言外之意，宗教的根是直接扎在信徒、行者的灵魂里的，世俗政治的扬抑宠辱，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一门宗教之生死。注意，这一点与儒学恰恰相反。儒学为什么不是宗教？因为，儒学的生死恰恰依赖于“世俗政治的扬抑宠辱”。
儒之初，以仁立教，以礼襄国。礼治，是儒家的基本人文哲学和政治主张；给国家出主意如何治国，是儒家的基本历史角色。儒学的根，不像宗教那样扎在信众的灵魂里，而是拴在其政治哲学的游说效果上。正因为如此，儒学并不具有一般宗教所具有的超政治的、纯文化的生命力。
稷下学宫时代，齐鲁大地涌出了一大批业余学术游说团，所谓百家争鸣，为正在争天下的列侯列国出主意。儒家是其中的一家，普通一家，而且，是失败的一家。礼，也许能治国，但靠它绝然抢不到天下——诸侯们皆明此理。战国时代的历史风头被法家抢了去。
失去了政治买家的儒家学说，按说就该像杨朱墨翟者流从此退出显学舞台了。没成想战国后的中国很快竟进入了一统之世，“统政”需要“统学”为之张目，“王正月，大一统”，儒学，此一旨在维护大一统政治（周礼）的学说，于新的大一统之世找到了自己新的历史价值，焕发了新的学术生机。汉武帝与董仲舒联手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不但成了显学，而且成了官学。更有甚者，嗣后两千年大历史，儒家的官学地位不断提高。宋代起科举专考经学，官学与官制绑在一起，儒学更加生机勃勃。直到清亡。
趁着政治上的一路大好形势，儒学内部也在进行着“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学术强化工程。韩愈为儒学序道统，上把尧舜挂上去，下把孟子统进来，两头四齐，统出一个类似于日本“天皇万世一家”的精神效果来。
这个“统”字的精神力量，学术史上许多人都明白。
韩愈之后，宋明理学更兴起“援禅入儒”“援老入儒”一类学术溶和工程，儒学开始涉足反观内省、个人修行而与佛道禅仙并列成一修行法门了。这意味着，此时的儒学已经多多少少具有了一般宗教那样的灵魂救赎功能，例如明代阳明心学的大众化。
“宋学老头巾”为什么要干这事？莫非，在政治辅佐这一条生机之外，儒学要为自己探索另外的生机？莫非，它不想在“帝王师”这一棵树上吊死了？
可惜，由于孔儒之原教旨所具有的鲜明的世俗化色彩（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语“性与天道”），更由于以此为依据“教条主义”者对程朱陆王之“玄学修正主义”的批判，儒学的这条根终于未能深扎下去，儒学的宗教属性终于未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后世遭遇“砸烂”之祸时并未遇到宗教性抵抗，就是证明。对儒学进行宗教性改造的“修正主义”出路，被孔老爷子的强大权威性预先给锁死了。
然而，老爷子可以锁住儒学内部的“修正主义”倾向，却锁不住历史从外部对儒学所施加的“和平演变”影响和角色添加。
例如，在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周旋中有一个重要现象——汉化，祭孔拜孔便是“开明蛮夷”们汉化表态的经典政治标志，这对孔子的历史身份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添加。本来，孔子在汉民族眼中，只是文明领袖，人格表率，“大成至圣先师”，没有人想把他打造成民族偶像，然而，当“开明蛮夷”们从汉化政治表态计而把孔子当作汉民族的民族偶像去膜拜时，无形中却是在为孔子涂抹民族色彩，为儒学添加民族属性。
诸子百家皆是汉族学术，要汉化表态，为什么非拜孔不可？很简单，因为，祭老、祭庄、祭墨、祭韩非……，达不到汉化表态的政治效果。为什么只有孔子有此效果？也很简单，历史铸就的，没什么道理可讲，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是最大的道理。由诸子百家之一，到诸子百家之首，到一家独大，儒学在其千年的学术霸占中自然地凝结出了自己的文化能量，潜移默化地成为了汉文明的图腾。
“开明蛮夷”只能把孔子而不是任何别人当作汉文明的图腾去祭拜，这个事实当然会进一步强化孔子和儒学的民族色彩。起初从普世价值立论的儒学，于润物细无声中逐渐地具有了民族性。儒学成了“汉学”。
到了近代，西洋列强来了，狼来了，坚船利炮来了。坚船利炮本是用来杀人越货的，它应当只形成对军事、经济、至多是政治的冲击，然而没成想这些钢铁玩意儿所涵载的“科学文明”被中国士人“看进眼里扒不出来”而转化成了一种文化压力，结果，本来远离“鸦片—白银”是非圈的儒学学术，通过此一逻辑周折而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与“西学”直面相对而成了民族文化保卫战的战士。
儒学成了“中学”，儒学的民族负载更加厚重，民族属性更加夯实了。
儒学的原教旨本是一种普世价值——如何做人的学问，而非如何做中国人的学问。它那所谓“华夷之辨”，并不是一种民族划分理论，更不是一种民族歧视理论，而是一种文明教化理论，其终极目标在于“文明大同”。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儒学的民族化便是一个重要的“和平演变”了——中国大历史施加给它的和平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平演变，孔老爷子管不了的和平演变。
重要的是要理解，于儒学的生机而言，此一和平演变是件大好事，它意味着，儒学已经牢牢地扎下了一条新的生命之根。
自汉至清两千年历史上，看上去，儒学之主流地位牢不可破，意识形态形象光辉灿烂，但是，其生命根基其实是很脆弱的。儒学只是政治辅佐之学，其生命之根只是系于其政治买家的政治取舍。至于其道德教化功能，那根基并不是直接扎在民众的灵魂里，而是通过帮助朝廷维持社会秩序的间接角色而间接地具有大众性的。言外之意，儒学有可能随着政治大势的变化、政治买家的变更、乃至学理辩论的失败，而在一个早上被扔而弃之。然而，当它具有了民族身份，尤其是当它具有了“中学”身份的时候，其生命根基可就大不一样了。此时，儒学的历史角色已经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而已具有了民间性、文化性；其学术性质也已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而已具有了情感性、亲疏性。当一种学说的生命与一个伟大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犹太人的犹太教，日本人的神道教，它已经不可能因为政治行市的盛衰变化、学理市场的是非曲直而被彻底打倒了。
二十世纪初的那场“砸烂”运动，理由是儒学在学理上的“保守过时”，其实，这恰恰说明“砸士”们在理解儒学之真实历史身份上的“保守过时”，说明他们仍然是从儒学之学理对错上断优劣、从政治辅佐之功能效果上断取舍的——新时代需要科学民主，而儒学与此一新的政治辅佐需求不兼容，于是便应砸而弃之。“砸士”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儒学已另有其生命之根，已经是砸不烂的了。
百年以降到今天，科学民主的光辉尚未消褪，中国的主流学术仍为西学所把持，全盘西化仍是多数摩登人士的大梦，但儒学却终于未能一砸了之而仍有其顽强生命力。维持此生机者，无他，正是其民族性！
明白这个道理，对当今中国思想舞台上的各家各门，或许都有帮助。
科学民主现代派——西化派——当年的砸烂派——当今中国的主流派，明白了此理，便会把它那“百年大锤”悄悄藏起来。因为它会知道，儒学与科学在学理上相容与否，或者说，儒学是“先进”还是“落后”，根本就不是问题所在。儒学另有其生机。它不会因进步而兴，也不会因落后而亡，如同日本神道教不会与“现代化”形成生死交集一个道理。何况，科学来到中国百年以降，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洁白无瑕、光芒万丈了，它的阳面正在褪色，阴面开始显现——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垃圾成灾、战争屠杀、军备竞赛、通货膨胀、道德伦丧等等，不说科学是万恶之源，无论如何这些恶也很难与科学脱开干系。已经自惭形秽的科学，儒学不来砸它就万幸了，它哪还有心思再去砸儒学。很可能，今天中国的西化派不再在儒学面前舞刀弄锤了，就是因为明白了儒学这“另有生机”的底气而不敢无端树敌了。
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把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当真事的——当年砸烂运动中也有它一把锤子的——今天仍有零零星星“批孔”议论释出的一派，若明白了儒学的民族性，明白了其“中学”身份，应当多少也可以曲线理解到它理论上的“正能量”，理解到它可能具有的反帝、反资本的思想立场，或许就可以把儒学当“同盟军”，因而也会把锤子收起来了。
以毛湘潭为导师的穷人救国派，正宗的民族主义派，对儒学之“另有生机”的奥秘有着最早的认识和最深的理解。革命时代为了时事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妥协而发生的一些毛孔口舌碰撞，如今时过境迁、水落石出、意识形态包袱即卸，将此两股民族主义精神能量合为一体，正是毛学后人的学术使命。二学融通的精神成果，一定是高高举起的“中华至上”的伟大旗帜。当此“白人至上”“欧州中心”“上帝选民”“种族优越”等各类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满天飞的时代，只有用此“至上”对抗彼“至上”，才能从精神上救中国。
儒学的民族性，并不是哪一个圣贤人物学术演绎的结果，而是历史自然、自发、自动地赋予它的。此一民族性一旦形成，便使儒学具有了一种思想能量与精神尊严，它引来了其他思想流派的亲和与尊重。这是理解当今中国思想舞台上各门各派之“儒学观”的关键。
如此说来，当今之儒学就一个敌人也没有了？
有一个。那就是它自己。儒学的唯一敌人是儒学。“现代儒学”。
什么是“现代儒学”？继续强调儒学之普世价值原教旨的儒学，努力为儒学去民族化的儒学，努力配合西方的“后社会主义”战略、阻止中国转化成为民族国家的儒学。
“现代儒学”的基本学术手法是：到儒学史上搜罗出一些与西洋普世价值兼容的“思想干货”，装成一节火车皮，拖到洋人面前，请其验验货，请看：我们中国虽然比你们落后，但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落后；虽然比你们野蛮，但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野蛮；看看这些货，是不是也符合你们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是不是可以允许我们把这节车皮挂在你们文明列车的屁股后边？
更有雅者，把普世价值梳理为“三统”，科学是“学统”，民主是“政统”，然后跪求，能不能给我们儒学留个“道统”的指标。
现代儒学就是通过如此“屁股逻辑”，变着法地继续为中国青年培育崇洋媚外意识，培育民族自卑感。
此等“儒学”，伤及的不仅是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更是儒学本身。
儒学一旦开始追求与西洋普世价值的兼容，就自动失去了其民族图腾的身份，也就失去了中华民族对它的感情保护，它的根本生机也就被挖掉了。
儒学一旦被送上门去接受西洋普世价值的学理鉴定，也就意味着它被重新拖到了学术自由市场和自由战场上，任人精华、糟粕、解构、批判、褒贬、轻薄……，这是在为它的下一次“砸烂”创造条件。
现代儒学运动是一场儒学自杀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