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餐饮业带来重创。与此同时，在“大流行”级别的疫症笼罩下，分餐制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事实上，宣导分餐制早已有之，而且经常被人提起，也曾于2003年的“沙士”疫情期间被广泛宣导，但很快又淹没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合餐制里。此次疫情过后，能否让分餐制再次被重视并真正走入百姓生活呢？
不少人视分餐为西式产物，事实上，分餐制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历史学者认为，自东西周至两晋时，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已流行一人一案分餐，并认为中式分餐制是周礼产物。周礼对王、侯、士大夫的行走坐卧、衣着饮食都有明确规定，要求不同阶层之间严格加以区分。据 《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当皇帝与臣子一起吃饭时，则“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以此表示君臣有别，皇权至上。当主人与宾客一起吃饭的时候，客人坐在西北的座位上，主人则在东南的位置上就坐，表达对客人的尊敬。西北方向是天地之间“义气”强盛的位置，而东南方向则是“温厚之气”强盛的位置，这样的话，主人和客人就在“仁义”上互相交接，彼此各得其所。
及至秦朝末年，我们仍能从古籍中一探分餐制的传承，譬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鸿门宴”上，书载“项王、项伯东而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即项王和项伯两个人是朝东坐的，亚父范增则是朝南坐，而前来赴宴的刘邦则是朝北坐的，张良是朝西坐的，五个人一人一案，分而食之。
不过，相较于“击钟列鼎而食”的贵族，底层庶民就不太可能有机会分餐而食了。由于物质贫乏，底层社会很可能早已形成合餐的习俗，其中汉代焦赣的《易林·睽之姤》中有载：“二人同室，兄弟合食，和乐相好，各得所欲。”这或是“合餐制”在平民生活中的历史记载。到了宋朝，合餐制基本成为社会主流，从一些留存的字画里，我们也能看到无论士大夫还是底层社会，都能看到合餐而食的场景。其根源被认为主要受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影响，进而使食物结构调整、烹饪手法、餐食制等的改变。
自宋至明清，及至现代，合餐制取代分餐制而被社会广泛接受，亲朋好友围坐成一圈，觥筹交错，共用美食，气氛其乐融融。但筷来箸往间，一桌桌“口水菜”极有可能造成疾病传播，诸如幽门螺杆菌、肝炎、伤寒、痢疾等可造成疾病传播。近年，随着人们不断提高了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从健康的角度审视，合餐制被视为一种陋习。历年来也都有人鼓呼宣导分餐制，抑或至少要使用公筷，但由于百姓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这些倡议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中国人尤其讲究餐桌文化，在潜意识里始终觉得合餐才吃得热闹、关系才亲切；同样，一旦强调用公筷，则容易令人感到被防备、被嫌弃，连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往往都避免不了误会和矛盾。由此，看似简单的分餐，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传统的观念已然根深蒂固，宣导分餐制，还需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更离不开持续的宣导。目前，内地多个省市的文旅部门就发出号召，向业界推广实行“分餐制、公勺公筷双筷制”，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亦向海内外中餐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发出《“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共创中华餐桌文明”倡议书》，让“分餐制”“公筷制”成为餐饮企业的服务模式。面向千家万户，亦不妨诉请政府及相关公益组织，以电视、网路媒体、宣传单等途径不断加以宣导和宣传，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人，让分餐或使用公筷公勺成为风气。
（澳门/ 清时）
